山西、陕西焦化调研：限产力度弱化 利润快速压缩

A 调研背景

环保经历了“走强—高峰—缓解”的过程。十九大报告要求：“坚持全民共治、源头防治，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，打赢蓝天保卫战。”各项重磅会议给出的信号明确反映了国家对环境整治的重视程度。焦化作为黑色产业链中主要的污染源之一，在去产能进度落后于钢铁、煤炭的背景下，其成为环保治理的重要对象。2018年6月末“蓝天保卫战三年计划”对焦化限产提出了明确要求：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和过剩产能压减力度；严格执行质量、环保、能耗、安全等法规标准；修订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，提高重点区域过剩产能淘汰标准；重点区域加大独立焦化企业的淘汰力度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实施“以钢定焦”，力争2020年炼焦产能与钢铁产能比达到0.4左右，三年计划将环保推向高峰。2018年三季度，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，国家层面进入维稳阶段，限产高潮过后焦化限产力度衰减，产能优化（淘汰置换）的声音也有所弱化，需要对焦化的环保限产和产能优化进行重新解构。

此外，下游成材现货自11月初以来大幅下挫，对焦化市场形成冲击，虽然焦化库存依然偏低，但截至目前，价格已经进入第四轮调降。焦企对于本次下游压价的“抵制”力度和后续将采取的措施值得关注。

B 调研结论

供应：差异性不足以改变产出格局

限产环节主要表现为局部和整体、国企和民企以及贸易结构的差异。

其一，按区域分，环保取消“一刀切”后，整体限产力度确实下降，但局部存在差异：太原和韩城的限产力度相对较弱，幅度在10%—20%；临汾的执行力度较强，这跟当地地形导致污染更为严重有关，加之监控和惩处措施严格，限产幅度在30%，污染预警可能会加强。

其二，按企业性质分，大中型国企对政策的执行力度明显更强，而民企会平衡利润和政策风险，在限产力度下降后，开工负荷几乎都维持在高位。

其三，按贸易结构分，下游直接钢厂的焦企，开工负荷受高炉的影响更大，在钢厂需求稳定的时候，也倾向于提升开工负荷以保证供应，而在钢厂需求大幅下滑的时候，会考虑主动限产；以贸易商作为中间环节的中小型焦企的调节相对灵活，开工负荷主要取决于贸易商的补库节奏，其受利润驱动的逻辑明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