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下,铜价已经跌至42000元/吨一线,对应基本面这已属于超跌状态,包含了市场恐慌和悲观预期。对应2009年铜价的驱动因素,当前基本面的特征为有限的供应、中性的库存和短期从疫情中恢复的消费。2020年在亚市开盘之前,美联储祭出大规模刺激举措:降息100个基点至0%-0.25%的目标区间,启动大规模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计划。此举是为了挽救在COVID-19病毒危机下,陷入恐慌的全球资本市场,以期重振投资者信心,稳定资产价格。
QE1背景下铜价的走势
在QE1政策公布后的首个交易日铜价表现不俗,录得2.95%的涨幅;到了公布1个月后,短期刺激效果的提振效应消散,铜价回落6.21%。而在公布6个月后,货币政策的实质效应开始影响铜市基本面,投资者信心高涨,对比公布时,铜价上涨了75.39%,增长非常明显。
从价差结构上也可以反应市场的观点。在2008年年初,危机尚未完全爆发时,铜市尚维持正向的Contango结构。到了2008年年中,次贷危机大规模爆发,铜价转向明显的Backwardation。其后,虽然价差结构有所反复,但是总体上一直维持Backwardation。直至2009年年中,在QE政策刺激下,铜价开始转向到Congtango结构,此时市场秩序恢复正常,铜价逐渐开启上行周期。
从上文的美国经济数据看,2009年年中美国还处于通缩状态,失业率也高居不下,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铜价在2009年的上涨呢?铜产业链的角度进行相应的分析。
QE1背景下的铜市基本面
从供应端的角度来说,2009年的精铜产量是前后十年的相对低点,全年的增速只有0.69%;2010年精铜供应增速有所回升至3.6%,仍然不高。整体QE1期间,精铜产量的年复合增长率为2.1%。有限的供应对铜价的上涨提供了基础。
从需求端角度,在2002年前,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用铜大国。自20世纪70年代后半开始,美国的用铜增长驱动了世界用铜量的快速增长。1975年-2000年间,全球年用铜量自818万吨增长至1124万吨,同期美国用铜量由139万吨增长至302万吨。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间全球增长的306万吨年用铜量中,有163万吨是美国贡献的,贡献度超过一半。但是这个情况在2000年后发生了变化。一方面,美国的经济发展转向了以第三产业发展为重心,制造业用铜量反而逐年出现了萎缩。到2018年,美国用铜减少到180万吨,距离其峰值缩减了41%。另一方面,中国经济开始腾飞,迅速发展的制造业拉动了旺盛的用铜需求。2000-2018年,中国的用铜量增长了1056万吨,而全球增长了858万吨,扣除美国消费的减量之后,二者大抵相当。可以说,2000年之后的全球铜消费增长,主要是由中国贡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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