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下,铜价已经跌至42000元/吨一线,对应基本面这已属于超跌状态,包含了市场恐慌和悲观预期。对应2009年铜价的驱动因素,当前基本面的特征为有限的供应、中性的库存和短期从疫情中恢复的消费。2020年在亚市开盘之前,美联储祭出大规模刺激举措:降息100个基点至0%-0.25%的目标区间,启动大规模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计划。此举是为了挽救在COVID-19病毒危机下,陷入恐慌的全球资本市场,以期重振投资者信心,稳定资产价格。
从行业的微观角度跟踪,QE1期间铜的消费量在中国暴涨与下游行业的快速发展也正相呼应。2009年中国铜材的产量达到942万吨,同比增长24%。汽车的产量达到1376万台,同比增长63%。空调的产量为8462万台,当年涨幅为4%,但是到了次年产量达到1150万吨,同比增幅30%。房地产的销售面积同比增长43%。电网投资完成额达到3059亿元,同比增长34%。在铜的主要下游行业里,QE1窗口期均出现了强势的增长。
供应和消费的此消彼长,也反映到了库存上。由于中国长期的铜消费的旺盛增长,2005年之后全球铜显性库存就一直处于历史低位。而在QE1期间低位的库存也给与价格增长以支撑。直到2009年下半年,铜价的强势上涨拉动了企业补库存的需求,铜的显性库存开始进入了主动补库存的周期。
此次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
2009年次贷危机下的QE1,和当前新冠疫情下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,有什么不同,对于铜价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?
总结前文观点,从QE1的经验来看,政策甫一推出时,对于铜价会有短期的刺激效应,但是这个效应并不会持久。而长期价格仍然由铜市基本面决定。在QE1时期,铜价能够大幅上行的基础在于有限的供应,低位的库存,和中国铜需求的强势增长。
当前的铜市基本面
当前铜市的矿山供应也并不宽裕,从矿山端的投资周期来看,铜价一般会领先矿山企业的资本支出3年左右。最近十年,LME3月合约年均价在2011年达到最高,而企业的资本支出则在2013年达到顶峰。由于国际矿企在这一波资本支出扩张中收益并不理想,在2014-2017年间,矿企对于扩大生产表现的相对谨慎,铜矿资本支出收缩,致使2017年以后铜矿新增产能持续放缓,增速下降。这也导致在2017-2020年这一轮矿山投产周期中,铜精矿整体增量较小,维持在稳定状态。预计2020年的铜矿供应增速约在2.4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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