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商所朱玉辰：我所经历的中国期货市场三十年-第3页

在这样的思路下，大商所耐住了寂寞，专心于“做事”而不是“做市”，保持了市场平稳运行和期货功能的正常发挥，取得了保卫战的最终胜利，成为仅存的三家期货交易所之一。

两封信和一个“工程”

2003年，我们更加深入地走进产业，从“三农”服务切入，开启了一系列的产业服务探索。

2003年9月，国际国内大豆期货价格启动了一波快速上涨行情，大豆期货价格很快由每斤1.05元左右涨至1.25元以上，创出10年来的新高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国庆节一过，我来到黑龙江，走进田间地头开展调研。那时东北农民已经开秤卖豆，但调研时发现，很多豆农还在根据去年秋天和当时周边商贩的收购价，以每斤1.05元甚至更低价格出售。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，10月9日，我给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写了一封“关于确保种豆农民增收的紧急建议”的信，提出希望引导农民把握这次行情，把手中的大豆卖出好价钱。在宋法棠的批示下，黑龙江电视台等媒体连续播报国际国内大豆价格情况，产区大豆收购价格迅速与销区价格对接，持续上调，切实保护了豆农的利益。

2004年3月，在国际、国内大豆价格达到十五年来新高之际，我借在北京参加“两会”的机会给国务院领导写了封建议信，呼吁引导东北豆农利用期货市场先卖后种，在扩种大豆的同时利用期市避险，促进农民增收。当时温家宝总理和黄菊、回良玉副总理均做出重要批示，黑龙江地区的一些企业开始积极与农民寻求合作，引导农民提前在期货市场卖豆。

在2003年的信息服务和2004年“先卖后种”两次有效尝试下2005年，我和大商所人又开始了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——开展“千村万户市场服务工程”，引导广大农民利用现代市场机制指导生产经营，为当地粮食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。

筹备中金所，四年才开业的“猪坚强”

2006年6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正式成立，我被委任为党委书记、总经理。建立初期，证监会领导给我的指示是：抓紧筹备，争取半年准备好，最多不能超过一年。可是，事与愿违，等开业的指令一等就是四年。

在那漫长的一千多个日夜里，我和中金所的同仁们并不是被动地在“赋闲”。一方面，我带领着队伍开展了仿真交易；与此同时，组织了轰轰烈烈的投资者教育活动预热市场；此外，还组织大批员工到期货公司业务一线锻炼，打破交易所与期货公司之间的“楚河汉界”，使员工直接接触客户、了解客户的需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