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商所朱玉辰：我所经历的中国期货市场三十年-第2页

1990年5月份，我回到北京，开始参与中国期货市场建设实践。1990年下半年，商业部成立了全国粮食批发市场管理办公室，设在中国粮食贸易公司。我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一职，具体负责全国八大粮食批发市场引入期货机制工作。当时粮价处于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双轨运行时期，直接开展期货交易显然有一定的困难，但可以通过引入期货机制（譬如保证金制度、标准化合约、竞价机制等）建立远期市场，以改造我们传统的粮食批发市场。在这样的思路下，当时国内八大批发市场被纳入试点，其中郑州试点推进速度很快。1990年年底，新中国第一家具有期货机制的市场——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鸣锣开市，1993年又成立了郑州商品交易所。期间我奔赴郑州十余次，牵头并执笔起草了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主要交易、结算规则。

50万元创办上海中期

1992年，物资部对外经济合作司田源同志提议，由物资部与商业部合作设立期货公司。1992年年底，由物资部和商业部直属企业为主要股东，联合投资成立中国国际期货(博客,微博)公司（以下简称中期）。田源任董事长，卢建任总裁，我和王新政、张新华任副总裁。

1992年春节刚过，我从中期总部领取了一张50万元支票，单枪匹马来到上海，开始创办上海中期。那时创业很艰苦，我带领公司人员白天从事国内期货交易，晚上从事国际期货代理，使公司业务蒸蒸日上，成为中期体系内最大的期货公司，也是当时国内期货公司中单体规模最大的期货公司。1994年、1995年，我又陆续接管了深圳中期、武汉中期、沈阳中期、辽宁中期四家期货公司。

大连商品交易所“保卫战”

1996年10月我加入大连商品交易所（以下简称大商所）。那时我国的期货市场刚经过第一轮清理整顿，全国仍有15家期货交易所，但由于整个市场自律管理体系尚未建立，规则体系不完善，风险事件频发，第二次清理整顿迫在眉睫。在此情况下，大商所面临着是否能保留下来的严峻挑战。

为了生存和发展，当时一些交易所将目光盯在交易量上，而忽视市场风险的防控，风险事件频发，临时通知满天飞。美国期货市场的发展经验告诉我，期货市场源于套期保值的需求，期货市场是管理风险而不是制造风险的市场，风险防范是期货市场的生命线。大商所地处东北一隅，东北是玉米、大豆的主产地、大粮仓，大连是东北粮食外运的中枢，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和发展期货市场，我们要时刻不忘市场建立的初衷，要基于地区实体经济的基础，发挥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。